本帖最后由 四顾 于 2024-2-22 00:35 编辑
可算失败,封建迷信原有土壤仍残存,还有不少在新盆里结新果。以存在形式来说,任何可被指名探讨的迷信都是种迷信文化,依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故而迷信的问题本质上是群际问题、生态问题,只要当下社会总的关系没有更新,移风易俗(字面意义上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未能彻底落实,旧的迷信文化就会如杂草一般源源不断复生。正如“唯物主义者是否会‘怕鬼’?”这样的问题只有依附于“鬼”的文化(知识、形象、语境)才能成立,大部分迷信都是对“香草冰淇淋与汽车熄火”一类问题的“本地化解答”,在个人身份归属之上遵从就近原则。 现代的有识之士对迷信的态度,恰如当初西方殖民者对土著文化的态度,强硬者期盼赶尽杀绝,仁慈坚持“教化”孜孜不倦,谦逊冷静者则如人类学家一般持观,只是所有人都没有一个“本土”可归,只能怀着各样念头通融。是的,无论怎样作想,只要无法改变迷信施行的事实,再如何声讨,如何规劝,如何远观分析,实则只是放任/通融。如果需要“尊重地方性”和“保护多样性”都是得体的理由,可更深层却是不得革新的无奈,因为无法联通只能通融,无法改造值得承认,这种现实主义的姿态或许堪作一时的落脚之地,但远非完整的“新世界”。 此外,迷信之为迷信,其核心在“所为”而非“所想”,这正如卧底和贼的差别,个人之“迷信”(如运动员的“幸运姿势”)充其量不过是习惯/怪癖,只有被广泛识别、模仿才有发展为社会之迷信的可能。同样,迷信之实只能在广泛的迷信之形中孕育,根本而言与具体个人认知无关。不如说,正因有“不信者”、“泛信者”们徒有其型的参与,才使得“不可信其无”-“心诚则灵”有了运作的空间,无论持有怎样“间接”的认识(安慰剂、仪式功能、“香草冰淇淋与汽车熄火”等)会被“直接”的施行裹挟,只有当迷信不被施行时,它才可能被真的“翻译”、消解。反讽之所以愈发无力,便是因其同时参与了讽刺物的重复运行,无法避免被“直接挪用”的可能。 这数十年来,“封建迷信”不单恢复了旧领地(宗族),又通过新媒体、新商业模式大肆运作,开枝散叶,“转发锦鲤得好运”、“星座学”、“MBTI”、“灵修”与传统的算命、风水在网络上并驾齐驱,究其基本,还是个人化的消费社会更有“包容力”,可如此“包容的人”在矛盾的现实身份关系中难免是分裂的人,他出于相同又不同的理由维持着“信-不信”的叠加态,只要环境条件合适便能触发对应面,在此处,信念只是人格的姿势。
最终,以“值夜班”这个迷信泛滥的常见职场题材为例,作为一种就地孕育的自控法,“反封建迷信”是可实现的,“反迷信”却是极难的,文化可以更替,迷信也可以被一时祛魅、消解,但仍会自各处源源不断地滋长(即便是在新文化、革命的文化之中),故而人们需要做的,便是限制其体量,尽力避免这些“土法”发育过度变成盘根错节的顽疾。 控制感是一种心理资源, 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Infurna et al., 2011; Ruthig et al., 2007)。增强控制感不仅能够提高人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改善应对方式(Alonso-Ferres et al., 2019; Drewelieset al., 2018), 使人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Zhou et al.,2012), 还能够改善对灾害等负面事物的心理距离感知(Han et al., 2018), 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Alonso-Ferres et al., 2019; Drewelies et al., 2018;Zheng et al., 2020)。控制感增强还能够降低人的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Warburton et al., 2006), 提高对痛苦体验的耐受性并促进亲社会行为(Xu et al.,2020)。
仪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Douglas, 2020, p.101)指出:“人作为社会动物也是仪式动物。……仪式之于社会要比字词之于思想更为紧密, 这样讲毫不过分。我们有可能先了解一个事物再找到与它相匹配的词语, 但是没有象征行为就根本不会有社会关系。”仪式对人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通过超自然的方法或通过改变事物的象征来获得对环境的控制感(Kapitány & Nielsen, 2015)。研究证实, 当人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或困境时, 仪式动作对情绪的调节功能可以增强控制感(Martin et al., 2015; Norton & Gino, 2014)。然而, 仪式并非仅由动作构成。除特定动作外, 仪式还包括象征意义、目的等(Hobson et al., 2018)。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也并不一定在面临困境或挑战时才执行仪式, 一些文化仪式(如祭祖仪式), 往往在固定时间点举行。惯例性仪式在各种文化中都普遍存在(Legare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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