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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穿越，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关于这个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宋朝。随着近年来“宋朝热”的持续升温，甚至连已故史学大家汤因比都被抬出来为宋朝背书，“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俨然为“宋朝热”又添了一把火。但是，汤因比真的愿意生活在宋朝吗？谁说的汤因比愿意生活在宋朝？汤因比自己是怎么说的？汤因比的话是怎样被以讹传讹的？中学历史教学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一
谁说汤因比愿意生活在宋朝？
借助于专业的检索工具，我们发现，曾说过“汤因比愿意生活在宋朝”的不仅仅有电视访谈、杂志这类文化普及类作品，还有历史专业期刊、著作，甚至颇有影响力的历史学者也牵连其中。以下按照发表的顺序试举几例：
唐欣在《我愿意活在宋朝：宋词的三十七种读法》一书中写道：“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甚至就连我的男同事李方在一篇《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中，也把宋朝列为‘第一志愿’。”
南开大学熊培云教授曾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梦里回到宋朝》一文，其中写道：“然而，为什么历史学家汤因比会深情表白：如果能够跨越时空，愿意活在宋朝？为什么钱穆与雷海宗在西南联大讲中国通史时都只讲到了宋朝，余下的历史由学生自己去看？在我印象中，中国许多了解宋朝历史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某种‘梦里回到宋朝’的情结。”
《历史教学》的一篇补白《外国史学家如何看宋史》中写道：“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宋王朝、宋代中国的文明崇拜有加。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宋朝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南开大学倪彬博士在《宋代历史的两个特点》一文中写道：“国学大师陈寅恪则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认为宋代是华夏文化的巅峰时期。就连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王鲁湘在凤凰卫视《汤因比向往宋朝，赵构身体力行开创文艺绍兴》节目中这样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的确，宋朝虽然没有汉唐强盛的国力，也没有元朝在军事上的进取，可是幸福指数并不低。太祖不杀士大夫的律令，让宋朝文人活得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自由、潇洒、真实、浪漫。”
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野岛刚在《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一书中写道：“‘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希望生活在宋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么说过。”
可能上述学者均认为，“汤因比愿意生活在宋朝”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不会有任何错误，所以他们都没有给出这一说法明确具体的出处。但由于他们的文章有很多读者，尤其是《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的辐射面甚广，导致这一说法以讹传讹，流传越来越广。以至于在中学历史课堂上，不少老师以此作为鲜活的素材导入宋朝历史的学习。
二
汤因比自己是怎么说的？
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曾经问过博士本人：‘您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他面带笑容地回答说，他希望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回忆那时博士的音容笑貌仍感亲切异常。”
汤因比为何选择的是“公元1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而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宋朝呢？笔者推测可能有以下原因。
首先，汤因比认为当时的新疆是其文明史理论最好的试验场。他认为环境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文明，它只有成为了生活在环境中的人的一部分，即它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产生文明，而人的活动的方向和性质取决于人内在的需求，主要是精神需求。汤因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环境本身并不能产生文明，那么人类文明诞生的根由是什么？汤因比提出了自己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每个文明的生存和成长，取决于对各种挑战的应战。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包括东起敦煌以西，西抵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和帕米尔高原，南起喀喇昆仑山北麓，北达天山的广大区域。自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西域成为中国与中亚以及其他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必定要经过一个艰苦的阶段，将佛教的教义和经典转变成为广大当地居民通晓的语言。佛教势必与当地的宗教信仰产生碰撞，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佛教取得了胜利。当时的西域是汤因比“挑战与应战”理论很好的试验场地，因此，汤因比很想去看一看。
其次，汤因比认为在当时的新疆可以体察文明再生产的过程。他认为高级宗教的产生在历史上是人类精神的里程碑，它在第二代文明与第三代文明之间起到了蛹体的作用，文明才不致解体。凡产生高级宗教的文明都得以延续，如基督教之于希腊、罗马文明，大乘佛教之于中国文明等等。汤因比认为“就像族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一样，文明也是多元的，……一些不同的文明汇聚在一起，并且由于这些文明的碰撞而在这个世界上又诞生了另外一些种族和高度宗教的社会。”宗教是一种中介，是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之间的桥梁。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通过文明再生产的过程来看待宗教的历史功能。文明是一种可以再造自身的东西。……宗教是一种蛹，它占有并保护着深藏生命的种子。……宗教的作用就是充当文明重建所需的预先准备和保护这些世俗社会的蛹。佛教在西域第二代文明与第三代文明之间起到了蛹体的作用，西域文明才不致解体，得以延续。生活在当时的西域，可以体察文明再生产的过程，这是一位文明史巨子心驰神往之所。
第三，汤因比认为当时的新疆对研究当今佛教在欧洲的传播会有启示。他对佛教非常重视，曾说：“佛教流传到西方，将使其他在20世纪所发生的历史性事件，相形失色。其意义及重要性，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政治体制的革新、科学上的成就、核子武器的发明，以及太空发展等。也许现在尚未被人发觉，但在几百年之后，回顾历史，就会发觉佛教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精神之影响，远较其他20世纪中任何重大事件，更为深远。”公元1世纪的新疆地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各种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佛教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这对汤因比研究当今佛教在欧洲的传播或许会有某种启示。汤因比生在西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徒。因此，汤因比的文明兴衰理论还带有宗教色彩，他把宗教当作是救世主，认为只有宗教才能赋予历史永恒的意义，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也就创造了文明。难怪他把宗教看成是文明产生的“核心”，看成是文明成长的来源，把宗教马车的轮子转动看成是文明兴衰的象征，“如果说宗教是一驾四轮马车，那么，看来它凭以奔向天堂的轮子也许就是：地上文明的周期性兴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公元1世纪的新疆地区，是验证汤因比理论的最理想的场所，是他魂牵梦绕、愿意生活的地方。
三
汤因比的话是怎样被以讹传讹的？
既然汤因比并没有选择生活在宋朝，而是选择生活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地区，那么，汤因比的话是怎样被以讹传讹的？
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在翻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时说：“记得汤因比就曾这样表达过他对现代文明的忧虑，因为他说过——要是容许他自由投胎的话，则其最愿意过活的时空区域，当是在公元9世纪的中国新疆北部。我至今尚未弄清他这样讲的确切缘由，因为我尚没有福分去像他那样去识得好几十个文明，然后再去‘诸害相权取其轻也’。”
在这里，刘东认为汤因比选择的是“公元9世纪的中国新疆北部”。这与汤因比的选择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著名文献学家程千帆曾说：“致讹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在传写或刊印书籍时，对原稿或底本的字形、字音、字义、词义等的误解。误解导致误改，其原因和呈现的形态也很复杂。”我们推测，刘东所使用的底本可能存在印刷错误，把1误改为9，也可能是其没有看清，疏忽大意所致。
刘东在本书中接着写道：“不过，凑巧的是，设若让我也来回答上述问题，则我的选择却跟这位西方史学大师相去得并不很远，因为我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在10世纪的中国汴京。对于天水一朝的文物之盛，我是那样的心往神追，因而苍天倘能独厚于我，让我每日都以宋瓷沏一盏香茗（杯中绝无化学污染），再开读一卷宋版书（其中绝少印刷垃圾），则此生复有何求？更何况，在那个产生了苏轼的时代，言路曾是何等的宽松自在，故果能生逢其时，即便无力去自逞坡仙之才，亦应有缘与他那一班文友兴会斗酒了。嗟乎哉！那样的场面，纵是‘一笑相逢那易得’，却总该是‘数诗狂语不须删’的罢？”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刘东“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在10世纪的中国汴京”。他的选择和汤因比的选择明显不同。在这里，还没有出现汤因比愿意生活在宋朝的错误。由于笔者占有的资料有限，尚不能确认是谁第一个说出“汤因比愿意生活在宋朝”，目前能确认的是2006年唐欣在《我愿意活在宋朝：宋词的三十七种读法》一书中写到：“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此后这一说法越传越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首先，可能是读者并没有认真用心读书，粗心大意把刘东的选择误当作汤因比的选择。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多的，古籍中经常出现讹、衍、倒、脱等错误。程千帆说：“没有弄清诗文的含义，为了符合自己对书面材料的理解而加字的现象也是常有的。”当然，这里不是“加字”的错误，但是很可能是读者没有弄清文义，仅仅为了迎合了自己的主观认识，所以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其次，可能是“名人效应”的缘故。汤因比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被誉为20世纪的智者。他通过对6000多年人类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对人类创造的各个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过程进行了宏观考察，试图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建起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体系——“文化形态史观”。
汤因比是一位伟大而严谨的学者，他说的怎么可能会错呢？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思考，如果这不是汤因比说的呢？或者汤因比不是这样说的呢？由于人们的迷信与盲从，结果以讹传讹。西晋人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说：“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说的就是这类问题。
四
中学历史教学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汤因比愿意生活在宋朝”这则讹传给中学历史教学的启示有二：
第一，关注史料品质。我们选用史料时首先要确保其准确性，所有史料均要有清晰明确的出处。尽量选用权威、专业出版社、杂志社、作者的代表性专著、论文，尽量不用非专业出版社过于通俗类的读物，尽量避免因为选材不当导致出现错讹，误导学生。同时对选用的史料要逐一精细校对，从文字、标点符号到作者、出处、页码等等，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而出现问题。
第二，培养鉴别意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史料，特别是文献史料是过去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往往呈现出多元的姿态，很多史料是写史料的人站在自己的立场发表观点，受到时代、社会、情感、经验的左右。质疑史料真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道门槛，自己养成并帮助学生养成质疑的好习惯，是历史学科培养批判精神的重要启蒙教育。中学历史教师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只是史学研究成果的“搬运工”，但是选用史料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适当的挑选和鉴别还是必须的，鉴别的过程也是锻炼自己检索资料、史料实证能力的过程。
“史料实证”是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在今后的历史教学中，多一点基本的史料意识，学一些史料教学的方法和技巧，无论对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学历史教学，还是对历史教师的专业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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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8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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