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Bridget Kendall：新闻与预见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vnYGHEgrkA



我觉得我应该从免责声明开始。新闻行业存在各种各样的记者，其中有些人为公共资助的组织工作，一些人为商业机构工作，还有人像我这样为公共广播公司工作，最后这批人的编辑准则是谨守中立。有些报纸记者所属的组织基本上属于私营性质，他们曾经每天发行一次纸质新闻，但是这帮人如今正在越发向我们这些广播记者靠拢，提供全天候、多媒体、多平台、随时可得的新闻体验。此外还有公民记者、推特以及博主，其中不少人都是强大的竞争者，他们出产的内容对于任何职业记者来说都堪称宝贵的新闻资源。密切关注叙利亚危机的人可能知道俄克拉荷马大学约书亚.兰迪斯教授/Joshua Landis的博客，他收集了来自全球和中东各种来源的文章、博客和电子邮件，并且添加了自己的评论。他的博客是我们这些那些试图跟踪当地事态的人们的必读之作。此外也不能忘了小报记者。甚至在BBC这样的组织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记者，有人从事日常新闻，也有人从事长期深度调查，还有人专门报道国内外重大时事。所以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今天的演讲来自我本人身为记者的经历，我并不想代表整个行业或者所有记者，接下来的内容全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们全都收看或者收听新闻以及读报纸，不仅是为了了解发生了什么，也是为了了解可能发生什么记者们往往认为他们的工作职责是事后回顾或者事中洞察，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展现远见的话，毫无疑问可以更好地为新闻受众服务。但是讽刺之处在于，尽管记者经常被问及对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态有何看法，但是我总觉得许多记者都不喜欢表达预见。刚刚入行的时候我们接受的培训要求我们观察与探究，然后忠实地向后方传达我们的所见所闻，但是我们决不能误入捏造或者猜测的领域。即使是专注于特定领域的专业记者通常对于充当预言家也会抱有谨慎态度，他们更愿意用已知事实、有出处的引文以及可靠的经验来支持他们的分析。过去而非未来才是专业记者的可信度的基石。凝视水晶球是风险很高的行当。你可能注意到，这样一来的结果——至少在BBC是这样——就是新闻报道惯于两头乃至多头下注。我们要么只报道事实不发表意见，要么设想好几种事态走向让受众自行挑选，要么动用久经锤炼的报道套路，预留出足够的余地，将失言出错的危险降到最低。



但是每年12月都会有少数BBC记者被推到聚光灯下。他们要参加广播四频道的《记者展望》节目，并且当场为来年提出几条具体预测。这是一年一度的隐约羞辱仪式，既令人紧张又令人兴奋。那么BBC记者在占卜方面表现如何？现在就考察今年的预测结果还为时过早，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去年——也就是2011年——12月31日的记者们对于今年的展望。参加节目的记者是《晚间新闻》经济编辑保罗.梅森/Paul Mason，首席国际记者丽斯.杜塞/Lyes Doucet，以及外交记者詹姆斯.罗宾斯/James Robins，主持人是欧文.贝内特.詹姆斯/Owen Bennett James——



主持：《晚间新闻》的保罗.梅森，你之前对于欧洲经济危机的预测非常到位，但是我依然想跟你掰扯两句。你说西班牙和葡萄牙会先于意大利陷入危机？



梅森：是的，我完全低估了危机的规模。谁知道欧元区的政治精英居然会如此顽固地奉行一套导致各种灾难的政策？所以我认为我们完全低估了危机的规模，我决心今年不这样做。



主持：丽斯.杜塞，你和我一样刚从巴基斯坦回来。去年你说过巴基斯坦将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这条预测同样完全正确。不过你还预测北瓦济里斯坦将会成为战争前线，可是那边始终没打起来。



杜塞：事实上北瓦济里斯坦从来都是战争前线。你也知道，这种地区被称为利基利益区。每个人都知道那里正在酝酿什么，有些人将那里圣**战称作圣**战中心，所有已知或者未知的恐怖组织与激进组织在当地都有代表或者基地。



主持：但是他们今年也会和去年一样继续呆在那里不搞大动作？



杜塞：我也这么认为。



主持：詹姆斯.罗宾斯，你显然是这档节目的赢家。我回顾了一下你的表现。2008年你预测到了粮食骚乱，2009年每个人都在谈论奥巴马的时候你预测到了他将会遇到经济困难。但是去年你终于失手了。你预测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还能波澜不惊地继续干下去？



罗宾斯：我原以为他最终会因为私生活不检点而下台，没想到是经济搞垮了他。



……这三位当中没有一个人听起来十分自在。为什么记者在被要求预测未来时会局促不安？很简单：声誉。信任和信誉不仅受到个别记者的高度重视，而且受到整个新闻机构的高度重视。如果受众不信任你，他们就不会费心阅读或者收听你的内容，而记者损害自身声誉的最简单方法之一就是做出鲁莽的预测并且最终被事实打脸。谁要是习惯大胆预测，最终难免沦为竞相嘲讽的活靶子。我相信你们中有很多人还记得已故的著名报纸编辑和专栏作家里斯莫格勋爵/ William Rees-Mogg。他是一位极具影响力和见多识广的记者，但是他也不羞于提出预测。事实上他很喜欢铁口直断，而且经常错得离谱，以至于讽刺杂志《侦探》将他戏称为“神神叨叨的莫格”。当他于去年十二月去世时，《侦探》以全版面篇幅向他致敬并且概述了他的一些预测。1991年，他认为西方世界将进入经济和政治混乱不断加剧的十年，其混乱程度将会达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水平。1991年？他搞错了年份，但除此之外的预测内容确实相当具有前瞻性。1996年他说科林.鲍威尔将以压倒性多数当选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他猜错了候选人，时间也猜早了十年以上，但是并非全然无的放矢。1997年他说工党十有八九无法以压倒性优势获胜，2011年他还说欧元危机已经结束，全都大错特错。



但是预测的优劣并不完全取决于准确性。里斯莫格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也知道这一点。他曾经说过：“我的工作是有趣而不是正确。”这话确实有点道理。没有什么新闻比无聊的新闻更糟糕，无论它有多么准确都吸引不了几个读者。当然，记者也可以因为过于谨慎或者未能预测到重大发展而玷污声誉，尤其是在重大发展就发生在眼前的时候。这是记者缺乏远见的更常见形式。多少记者预测到了2008年美国会选出第一位黑人总统？再往前看，1991年有多少驻扎莫斯科的外国记者认为苏联会在年底突然崩溃？最近又有多少并未驻扎在开罗或者突尼斯的记者预见到了阿拉伯之春？有多少人意识到了2011年初在突尼斯和埃及推翻总统的抗议浪潮会导致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革命？反正我没有意识到。我还记得在2011年2月的一次广播中我曾辩称，类似于突尼斯和埃及那样的抗议事件肯定不可能动摇利比亚与叙利亚政府，因为卡扎菲上校和阿萨德总统会吸取教训并且保持铁腕控制。不到两周后我就开始报道利比亚东部班加西的起义，卡扎菲统治的终结就此拉开序幕。从未有过哪条错误预测遭到如此迅速的推翻。



身为记者就像走钢丝一样，要在追逐风险和谨慎从事之间不断寻求平衡并且承受相反两极的张力。既要足够敏捷地挖掘推动重要的新闻故事，又不能过于冒险以至于犯错；既要从众以求安全，又要警惕旅鼠自杀的本能——在太多案例当中，成群结队的记者们涌向同一个方向，结果全都掉下了悬崖——既要有千里独行的胆气，又要避免沦为离群孤狼。另一方面的张力来自抢先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与确保报道正确之间的平衡，做到这一点同样很不容易。有些新闻机构更看重第一时间报道，比如抢先在头版头条上刊登独家新闻或者用突发新闻打断其他广播节目；而另一些机构——包括BBC——相信他们的声誉更加依靠准确性，需要在播出前从多个来源核实新信息，即使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有时会落后于竞争对手。毕竟，一句信口开河的评论可能会将你的声誉抹黑好几年。在当今这个一切言论都被在线存档的时代，一句错话可能会被永远固定在公众面前。



BBC播出过的或许最为著名的错误预测严格来说并非出自记者之口，而是来自一张电视新闻观众非常熟悉的面孔，也就是资深天气预报员迈克尔.菲什/Michael Fish。在1987年10月15日的午间天气预报当中，他随口向那些可能担心风暴即将到来的观众们保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你没看过1987年10月15日那天的午间天气预报或者早已忘记了节目内容，我从档案库里将这期节目调了出来——



菲什：今天早些时候一位女士打电话给BBC说，她听说有一场飓风即将来临。如果这位女士正在观看节目，不用担心，今天没有飓风。话虽如此，今天的风确实将会刮得很大……



——“今天有飓风吗？别担心，没有。”这是一句要人命的话，事实上就在几小时后，英格兰东南部遭受了几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风暴来袭，造成了创纪录的破坏，共有18人死亡。英国公众从未允许迈克尔.费什忘记这件事，尽管他的错误确实使他成了名人，甚至还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蒙太奇视频里为他赢得了一席之地。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如果你的预测完全错误，几乎不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忘，那还不如干脆认下这个错误作为个人遗产的一部分。



那么有哪些工具可以帮助记者更好地进行预测和预见？新工具之一是强大的社交网络，它可以连接更广泛的行动者和意见群体。我之所以对于2011年初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起义缺乏预见，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我和许多记者一样仍在努力摸索掌握近年来由社交网络引发的通信革命。脸书、Skype和推特为各种群体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使它们得以跨越旧的界限，在虚拟空间相互接触，同时规避官方审查的雷达。处于旧通信世界核心的专业记者依赖新闻中心、昂贵的卫星连接以及沿着网线发送到电脑桌面的稿件，因此可能不太清楚新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许我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因此才未能注意到新的、不那么集中的通信与信息共享方式正在出现。我的同事丽斯.杜塞表示，她在2009年的伊朗绿色革命期间首次意识到社交网络对新闻业可能具有变革性的影响。当第一场街头示威的消息传到BBC德黑兰分社时，年长的记者赶紧登录台式电脑，试图通过查看新闻网站来了解事态；更年轻的记者们则在手机上查看博客以及推特为他们提供的最新动态。后者的消息来源更快更详细，虽说未经证实，却是直接来自街头的最新内容。等到2011年丽斯阿拉伯之春时，推特已经成为了她的试金石，用来及时了解瞬息万变的事态。在推特上，她的报道不仅会遭到挑战，也会得到支持——



杜塞：1月25日在开罗，我们在开罗的BBC阿拉伯语广播中心的顶楼得知了可能的新进展。即使在19楼，你也能尝到并闻到催泪瓦斯的味道。瓦斯正在我们脚下的街道弥漫开来。我们在电视上直播，我正在采访一位老朋友兼前同事尤瑟里.福达/Yosri Fouda，他现在可能是埃及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记者。尤瑟里在接受采访时说道：“看看下面的催泪瓦斯吧，都是美国制造的瓦斯罐。”接下来当我查看推特时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推文说：“丽斯.杜塞，当尤瑟里.福达说瓦斯罐子是美国制造时你甚至都没想到要求他拿出证据来。”我心说：“坏了，我疏忽了。”但是没过几秒钟又冒出了另一条推文。街头的某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瓦斯罐子的特写，上面赫然写着“美国制造”。我说：“谢谢推特！”



——丽斯是社交媒体的早期皈依者的代表。至于我意识到社交媒体效用的契机则是利比亚革命。卡扎菲上校一开始就试图实施媒体封锁，但是没有奏效。无论如何，信息都由全球活动人士网络收集汇总，通过短信、推文、油**管视频和Skype采访传播开来。我们在叙利亚起义初期也看到了同样的模式，当时阿萨德的军队试图孤立霍姆斯市。现在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在使用社交网络，他们利用这些网络来获取新的信息来源，听取更广泛的意见，并与他们的报道对象以及受众进行互动。当然，社交媒体是一种需要谨慎使用的资源，因为它不仅可能启发人，也可能误导人。它代表了一座令人瞠目的素材大山，需要记者们不惮辛劳地攀爬翻越。社交媒体永远无法取代实际前往新闻现场、当面倾听人们意见的做法，但是它确实可以增强记者对于当前以及下一步事态的了解掌握。



另一个新工具是数据。正如迈克尔.菲什去年在接受BBC采访中指出的那样：“考虑到气象学家现在可以获得的计算机数据量，天气预报已经变得更加详细和可靠了。看不到飓风来临已经成为了极不寻常的事件。”至于他在1987年的错误，问题在于“技术的限制”而不是他的预报技能——



菲什：当然，当年进行预测的也是计算机。但是你也不能责怪它，因为不幸的是，当年的计算机缺乏风暴形成地区的足量数据。那时候的我们当然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大型计算机。今天的天气预测已经变得更加准确了。我相信观众们肯定会笑话我又在胡说八道，但是你必须承认天气预报正在变得越来越可靠。实际上你甚至可以说，如今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的准确程度完全比得上几年前的24小时乃至36小时天气预报。



——BBC今晚的最新预报是5到10厘米降雪，我们明天早上就会知道这条预报是否比25年前更准确了。更优秀的数据不仅帮助了气象学家，大量易于获取的公共数据以及查询这些数据的新软件工具创造了一个被称为数据新闻学的新领域，其主要目标是提取模式，然后将隐藏在大型数据集当中、有时令人惊讶的洞见转化为新闻故事，要么以文本形态表达，要么通过图形加以可视化。这个领域在进行预测时尤其有用。去年有一位美国的数据新闻从业者登上了新闻头条，因为他对于上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各州投票结果做出了极为准确的分析。《纽**约时报》的博客作者内特.西尔弗/ Nate Silver根据民意调查数据得出了非常准确的结论：巴拉克.奥巴马将会轻松赢得连任。他的预测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这项预测违背了许多民意调查专家的普遍看法，后者的研究认为奥巴马总统和罗姆尼州长之间的差距将会极其接近。在摇摆州开展的许多民意调查都显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相差无几，仅仅相差几个百分点。但是在选举前四周，在十月的桑迪飓风给奥巴马总统的选情带来最后一刻的提振之前，内特.西尔弗就坚持认为选战绝非胜负难分，奥巴马将会轻松获胜。当事实证明他正确之后，内特.西尔弗一时间成为了公众眼中的特异功能大师。NBC《今日》节目的安德烈亚.坎宁/Andrea Canning采访了他——



坎宁（画外音）：奥巴马总统可能是本周的最大赢家，但是紧随其后的第二大赢家当属《纽**约时报》的博客作者、统计学家、自诩为极客的内特.西尔弗。



【今天的嘉宾是内特.西尔弗，主宰算法的神王！——约翰.斯图尔特，《每日秀》】



坎宁（画外音）：在连续两届总统选举当中，西尔弗的博客“5-38”都给出了近乎完美的预测。他成功押中了全部五十州的投票结果。



坎宁：你小时候是不是对什么事情都有答案？你一直都是这样吗？



西尔弗：其实我从小就有很多问题。我认为提问题才是聪明人该做的事情。



坎宁（画外音）：西尔弗一直在寻找挑选获胜候选人的更好方法。他自行创造了一套公式来计算政治竞赛的赔率。他在新书《信号与噪声》当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点。



西尔弗：人们倾向于一下子接收所有这些数据，所有这些民意调查的波动，因此会被我称之为噪声的东西分心，可是却忽视了信号。



【罗姆尼-瑞恩组合将以281张选举人票获胜，就是这样。——某政论家】



坎宁（画外音）：西尔弗回避了政论专家们的鼓吹，坚持立足于数字。他计算各州民调结果并加以平均，同时也将不确定性纳入考量，然后运行各种场景，观察这些概率如何发挥作用。



西尔弗：当我们说奥巴马有91%的机会赢得选举团时，这意味着他在各州的总体胜率大约是90%，而罗姆尼赢得了另外10%的州。



——美国早间新闻的节奏步调显然与BBC相差甚大。总之以上就是关于主宰算法的神王内特.西尔弗的报道。然而数据和数字并不是一切，老派新闻业意味着筛选各种信息，并非所有信息都可以量化。至于经常被记者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第三种资源是他们对各种事件和各级人员的访问特权，无论受访对象位于社会最高层还是最底层。在我们这个公民记者和博客作者大行其道的时代，采访特权可能是专业记者与其他分析师和观察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即使有时政府和其他官方信源准备传达的信息如此谨慎且平淡，几乎不值得一看，但是它们依然很有价值。你必须小心，不能被你的采访对象左右，并且要将他们的主张与其它证据相对比，但是当面访谈依然提供了洞察政治领袖思维的独特机会，这些领袖的决定往往事关重大。无论如何，当面访谈都提供了有助于阐明前进道路的参照点。就政府政策的话题采访政府官员，总能让你获得从官方简报当中提炼出来的洞见。无论是与政客面对面公开访谈，还是与内部人士的私密对话，都有可能帮助你确认自己的直觉或者修改一开始的假设——当然，更可能让你见识一番政府决策当中好高骛远的规划乃至彻头彻尾的伪善，致使你忍不住摇头叹气。另一方面，你可以将这些洞见来源与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将政治辞藻与第一手现实进行比较。根据我的经验，当外交官、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向记者做简报时，他们大多想要告诉你他们希望发生什么，这些人很少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但是只要乘飞机亲赴前线，或者失败的国家，或者革命进行时的国家，你就可以将这些人的政治愿望与实际情况相互参照。亲身经历与现场采访可能带来非常不同的画面，有时它会让你预见到事态即将一泻千里，有时它可能会揭示某一项在千里之外的首都构思成形的政府政策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还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反直觉地发现，实际事态并不如官方描述的那么严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是BBC驻莫斯科的记者，当时我去了摩尔多瓦——当时仍被称为摩尔达维亚——这是一个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微小苏联共和国。苏联报纸声称，当地罗马尼亚语族群和俄语族群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爆发成了所谓的迷你内战。在当时的各个苏联共和国当中，罗马尼亚语族群连同许多其他少数民族都希望摆脱莫斯科获得独立，但是摩尔多瓦内部高度重工业化且军事化的德涅斯特河沿岸俄语区却不为所动，那里的俄罗斯族想要继续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令人担忧的报道声称当地已经出现了零星冲突，很有可能演变成全面的血腥内战。到达德涅斯特河沿岸并不容易，需要首先飞往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再经历一段漫长而颠簸的出租车之旅。当我最终到达德涅斯特河沿岸之后，发现当地只是一片昏昏欲睡的落后地区，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来到一所被改造成临时军事总部的学校，要求讲俄语的官员带我去前线。总部里似乎没有人认为我会遭遇任何危险。他们给了我一条很难令人信服的白布条，让我系在上臂上，以此表明我是记者而不是战斗人员，然后给我指明了前线的方向。我经过了一个由沙袋围成的检查站，里面有一个俄罗斯士兵正在吸烟。然后我又经过了两个检查站以及几辆废弃的车辆。道路曲折前行，经过田野和树篱，然后我遇到了另一群正在吃三明治的士兵。这次他们讲得是罗马尼亚语。他们惊讶但却并不惊慌地看着我。却原来我刚刚穿过所谓的前线却并没有注意到。确实，这场所谓的冻结冲突在未来几年都会是摩尔多瓦的负担，但是它远远称不上我在莫斯科报纸上读到的危险战争。我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总统治下困境重重的苏联政府此时走投无路，因此想要夸大苏联共和国内战的危险，从而让他们有理由保持强大的中央权力。通常政客们都希望淡化而不是夸大灾难，不过在这次的少见案例当中，现实反而不如官方的宣传那么危险。只有通过亲自前往摩尔多瓦见证对峙现场，我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有时接触高层可以让你了解世界领导人的性格以及他们可能做出的行为，这一点对于记者十分有用。2001年我受邀来到莫斯科采访新任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我代表BBC全球在线观众向他提问，还有两名俄国记者代表俄国观众向他提问。此时的普京上任不到一年，还没接受过太多外国采访。在我看来，克里姆林宫似乎认为让普京通过互联网与观众交流能让他看起来灵活而现代。这次采访的体验十分超现实，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特别搭建了电视演播室，配备了闪烁的霓虹灯和电视幕墙，展示了从俄罗斯各地向总统涌来的电子邮件提问。但这也是一个近距离端详普京总统的绝佳机会。我当时最强烈的印象是我面前不止有一个普京，而是有两个普京。第一个普京在回答问题时非常犹豫，甚至有些害羞，例如当被问及个人生活问题时，他甚至有些吞吞吐吐。另一位普京的性格截然不同，此人锋芒毕露，暴躁易怒，对于人权问题特别敏感。当我们谈到有关安全和恐怖主义的挑战时，这位普京就冒了出来。我代表一位丹麦听众向他提问，这位观众想知道，鉴于最近俄国针对车臣的军事攻击十分残酷，他是否认为车臣人今后还会将俄国视为盟友。以下是普京的俄语回答，我没有进行配音或者翻译，因为最有趣的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说话的语气，他的攻击性肢体语言，以及他脸上的表情——



——可以看到他脸上布满了冷若冰霜的恼怒神色。普京当然否认了这位丹麦听众的任何质问，甚至感谢她让自己有机会纠正一下西方人对高加索地区的错误看法：俄国军队从未针对车臣人民发动过军事行动，他们的打击对象从来都只有恐怖主义。我随即告诉他，此前我刚刚走访过车臣难民营，发现那里对于俄罗斯人的普遍态度非常消极。我这番话令他非常不悦。我必须补充一句：用俄语挑战普京，同时还要确保每一字每一句都发音正确，确保自己没有犯下任何语法错误，这样做确实有点吓人。普京的确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



今天的俄国政治分析家经常提到普京的总统任期分为两个阶段甚至三个阶段。一阶段的普京或者说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的普京很乐意与西方接触，修复与北约的关系——这段关系遭到了1999年科索沃轰炸的破坏——邀请西方投资者进入俄国，并且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与西方开展更密切合作。接下来，普京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进入了二阶段。第二任任期一开始他就解雇了改革派总理卡西亚诺夫。他针对石油寡头兼潜在政治对手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发动法律攻势，将此人送进了西伯利亚劳改营。此外或许是受到了乌克兰橙色革命的影响，他开始宣称他很担忧来自伊**斯兰世界或者西方的外国特工正在通过资助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渗透进俄国内部，企图由内而外地操纵乃至摧毁俄罗斯的力量。那么我是否在2001年就看到了普京从一阶段转向二阶段的趋势？那次采访是否让我预见到了普京将会成为怎样一位俄国总统？是也不是。那次采访过后，每当有人在私密场合问我如何看待普京，我总是表示普京在两重人格之间来回切换的能力让我感到有些瘆人。主打个人身份的普京身段灵活，甚至有点缺乏安全感，很乐意与外国人接触。但是一旦涉及国家与安全问题时，他就会立刻变得高度敏感，拒绝接受任何批评，甚至随时有可能转向偏执。普京的蓝眼睛一旦变得犀利起来，他的嘴角一旦下垂，他就会化身成为一个你不想与之对抗的人。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用的暗示，揭示了他日益专横独断的执政与领导风格。但是在2001年，身为记者的我并没有信心在公开场合做出这样的预测。



有人说你越是了解某个领域就越容易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态，是否确实如此？或者说会不会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会不会因为可能的选项太多而患上选择困难症？太多的信息会不会反而将人压倒？如果说预见是一种智慧，是识别潜在趋势与转变并且认识到其重要性的能力，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似乎只有一个：无论在任何领域进行预见，背景知识都是越多越好，对于这个领域的理解都是越深越好。一项针对我的BBC同事进行的民调发现，大多数人都同意，尽管用新眼光看待某种情况也很有用，但是一般来说，你对某件事了解得越多，你的判断就越可靠。正如一位资深BBC记者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你在播报当中透露的知识应该是冰山一角。换句话说，所有的判断都应该基于大量隐藏的信息和经验。你不一定会展示这些信息和经验，但是它们会影响每个形容词、每处引用、每次播报重点的转移。”但是这些记者也会遇到陷阱。假如记者特别擅长自己的工作，能够筛选数据并且利用他们的访问经验和直觉拼凑出谜题的答案，那么他们有可能发现十年一见的独家新闻。但是他们并不总会因为自己的预见能力而受到祝贺。有时他们反而会遭到指责，理由是他们与消息来源走得太近，以至于受到了偏袒。当初我在苏联工作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对于外国记者来说尤其危险。外国记者想要在苏联报道新闻，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关系网，并且充分理解苏联国情与事态。但是越是这样的记者就越容易遭到同行们的怀疑，同行们往往会在背后议论此人兴许与苏联的安全部门有瓜葛。



有一名南斯拉夫出身的美国记者名叫杜斯科.多达/Dusko Doda，这位受害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华盛**顿邮报》莫斯科分社社长。多达俄语流利，人脉广泛，针对苏联政治生活开展了开创性的报道。正如他后来在1984年出版的《阴影与耳语》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曾经抢在任何人之前率先发现了一条独家报道题材：正是他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去世的消息。他之所以敢于这样报道，并不是因为克格勃或者苏共高层的任何人向他泄露了消息，而是因为他是犯罪学专家。他从无数细节当中发现了太多的蛛丝马迹，全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常年患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肯定已经去世了。多达注意到电视上的一次演讲要求现场观众向总书**记表达敬意；他注意到广播里原本预定播出的爵士乐换成了更加严肃的乐曲；他注意到新闻报道说安德罗波夫的儿子中止了出国访问提前返回苏联；最后，当他在深夜步行穿过莫斯科市中心时，他注意到国防部与克格勃总部的灯光都还亮着，通常意味着发生了重大事件。他在十五个月之前勃列日涅夫去世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如今所有的线索都与先前一模一样。并不意外的是，他的官方联系人全都不肯证实他的预感。从苏联官员那里获取信息从来都很困难，苏联领导层成员的死亡更是一切敏感话题当中最敏感的一类。但是他搜罗的线索与预感足以让他相信自己一定是对的，于是他将自己的报道交给了报社。不幸的是，当天晚上在华盛顿，他的编辑参加了一场戒备森严的美国国务院晚宴，并且趁机将这篇报道传给了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两人都否认了这条独家新闻，并且暗示多达肯定想多了。于是多达的报道没能成为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的头条，而是被打发到了第28版。第二天早上当他在莫斯科醒来时，原本以为会在头版找到自己的署名。很容易想象他当时的失望之情。更惨的是，当天晚些时候他的预见就得到了证明。克里姆林宫证实安德罗波夫确实已经去世，下一任苏联最高领袖即将继位。



多达的警示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八年后，《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宣称多达当初在莫斯科可能遭到了克格勃的拉拢，拿了克格勃的钱。多达对此怒不可遏，以诽谤罪名将《时代》杂志告上法庭，从而还自己一个清白。他辩称他在莫斯科的独家报道并不是得到偏袒的结果，而是要完全归功于他的报道功底。本案最终庭外和解，《时代》支付了诉讼费用并且道歉。多达随后表示他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但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记者的声誉不仅会因为预测出错而受损，还会因为预测过于正确而受损。换句话说，你完全有可能因为通过了预见测试反而要付出代价。



如今轮到了财经记者沦为预见审查的对象。BBC商务新闻编辑罗伯特.佩斯顿/Robert Peston因其独家报道赢得了一系列奖项，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2007年9月发表的独家新闻：北岩银行正在寻求来自英格兰银行的紧急财政援助。不久之后北岩银行就发生了挤兑，看起来很可能崩溃。媒体在金融危机当中的作用就此成为了媒体与议会的热门话题。假设某位记者爆料了一篇关于某家银行的报道，表明这家银行陷入了严重的麻烦，那么他们的报道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位记者是否应该因为表现出非凡的预见而受到赞扬？又或者他传播信息的行为有意无意地迎合了某些利益集团？财政部特别委员会邀请罗伯特.佩斯顿和其他财经记者参加听证会，回答有关他们的新闻实践的问题。议员迈克尔.法伦/Michael Fallon询问佩斯顿，他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不是与财政部保持特别密切的接触。佩斯顿则这样为自己辩护——



佩斯顿：法伦议员，想必你并不会感到意外的是，我很不乐意在公开场合谈论我的消息来源，无论是哪个领域的消息。多年以来，咱们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曾与我在私密场合交谈过，这些谈话也都让我受益匪浅。我认为这些成员不太可能希望我向你透露此类谈话的细节。请你见谅，我想说的是我已经当了25年记者，期间做过政治新闻也做过商业新闻。我觉得我在伦敦城的人脉还算广泛，在政府里也有不少熟人，面对身居要职的官员总能说得上话。我进行新闻报道的过程通常类似拼图。在我的生活极少、极少、极少、极少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我这里有现成的内幕消息，你拿去报道吧。”这种事几乎从未发生过。我对银行业有一点了解，我过去曾担任过银行新闻编辑，2007年夏天我为《金融时报》工作。当金融市场关闭时我得出结论：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新闻。我沉浸在这条新闻当中。从那时起，我或多或少地可能与几百人讨论过如何分析形势，最终写出了这条新闻。



——不仅是财经记者才必须仔细考虑可能被视为预报的新闻报告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在报道战争或者任何紧急状态的时候，记者必须意识到你的报告将在几分钟内到达全球受众面前，这一点很可能影响事态的结果。英国记者曾经只是观察员，他们的报告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发回伦敦，他们的绝大多数受众都坐在距离新闻现场千里之外的起居室里。现在来自冲突地区的任何报告都能当即传回新闻现场成为实时情报，致使报告对象陷入危险。比方说上周发生在撒哈拉沙漠附近某天然气工厂的人质围困，在混乱的围困事态期间，你究竟该不该在广播当中透露最新事实，让世人都知道几名人质已经设法逃跑并且可能藏在附近？如果绑匪听到这则报道之后决定把他们找出来，你要不要承担责任？又比方说持枪分子占领了孟**买的某家酒店，你真的想让枪手知道你一直在通过手机与锁在卧室里的客人进行联系吗？如果你蹲守在霍姆斯郊区一栋被炸毁的房子里，就像《星期日泰晤士报》晚报记者玛丽.科尔文/Mary Colvin那样，你该不该避免从所在位置通过卫星进行现场采访？人们认为叙利亚军队很可能正是在收到她的信号之后对她所在的房子发动袭击，这才导致了她的死亡。



报道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灾害的记者必须同样小心。1984年，BBC记者迈克尔.伯克/Michael Burke和他的摄制组前往埃塞俄比亚报道当地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他在报道中将其描述为“二十世纪的《圣经》级别饥荒，这颗星球上最接近地狱的场面”。我想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应该都记得这篇报道。迈克尔.伯克和其他同事对于这场饥荒的报道震惊了英国人，并且助力了全世界对于这场灾难的关注。这是一个表明了此类新闻的力量能有多大的早期例子。从那时起，想要预防下一场灾难的援助机构和其他发展组织已经高度适应了利用新闻报道传达信息的方式。政客们都会关注主要广播渠道的主推节目与主要报刊的头版。敦促政府采取行动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媒体发起运动，迫使公众关注某个问题，并将其置于政府议程的首要位置。那么记者在预测灾难的路上应该走多远？大多数记者在预测灾难时会说，他们对此类报道采用的标准与任何其他新闻报道所采用的标准相同：报道他们的所见所闻，报道他们认为可信的内容，报道他们自己亲临现场发现的内容。事实上，那些报道灾难的记者往往会特别小心，以免被视为特定运动组织的拥护者。有些时候，指出非洲各地可能发生饥荒的记者会被斥责为夸大其词，甚至有人指控他们渲染紧急情况只是为了在头版或者重要电视报道上引起轰动，如果你警告的紧急情况没有成真，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受到损害的不仅只有你自己的声誉。乱喊“狼来了”可能意味着下次真正的求助将会得不到足够关注。



但是话又说回来，记者们同样很有理由前往潜在灾难的现场并且准确地告诉世界，尽管紧急情况迫在眉睫，但是只要迅速采取行动就可以避免。2011年，许多援助机构都担心非洲之角地区出现新的粮食紧急情况，这还够不上饥荒，但是他们担心如果得不到迅速援助很快就会发展成饥荒。BBC随即认为这是值得报道的新闻。报道的角度不是发生饥荒的事实，而是展望可能发生饥荒的未来。记者和电视主持人被派往该地区收集材料，这些材料又登上了电视与广播。以下是本.布朗/Ben Brown从肯尼亚北部发回的报告，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于预测的认识，希望饥荒因此而不至于成真——



布朗（画外音）：这是这些人几周来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粮食。这些难民刚刚从索马里抵达，一旦他们领取到黄色腕带，就可以立即获得足以维持两周生活的面粉、豆子和食用油。不过他们只是少数幸运儿。在这个难民营之外，东非的整个大片地区现在都在遭受干旱和营养不良的蹂躏。



布朗：这里的人们终于得到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帮助。计划署预计非洲之角地区还有一千万人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需要他们的帮助，



布朗（画外音）：那些还没有拿到口粮的人们羡慕地看着，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到达这里来躲避索马里的干旱和内战……



——这是记者、援助机构和政府之间复杂关系当中的最新发展，是远比以往复杂得多的三方合作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三方面都毫不掩饰新闻报道的宣传作用，并且希望公众认识到用作宣传并不会减损新闻的价值，，



预见的反面是后见。我觉得任何记者都有一点小小的抱负，希望有朝一日回顾职业生涯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从来没有报道过任何他们想要撤回或者修改的内容。可惜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记者们每天都要炮制大量报道，其中难免充满遗憾。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属西方主流媒体对于2003年由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战争的准备情况的报道。很多人都批评过2002年和2003年的西方记者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不假思索地顺应了政府的宣**传口径：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究竟有没有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些媒体和记者后来承认他们轻信了英国与美国政府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轻信了这些武器确实存在并且威胁到了国际社会。我本人和我的许多同事对于这套说辞始终保持着合理的怀疑，但是我们这些人又落入了另一个方向的陷阱：过于重视过去的证据和逻辑解释。众所周知，萨达姆.侯赛因制定过化学武器研发计划，他曾在两伊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伊朗士兵，甚至还对本国人民用过化学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例就是1988年针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袭击。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武器视察员确实层在伊拉克发现大量化学弹药库存并予以销毁。此后人们还发现他制定了一项大型秘密生物武器计划。尽管到2003年萨达姆声称该计划已被销毁，但是很难确定他说的是真话。鉴于他过去的行为，符合逻辑的假设是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领导人很可能藏匿非法武器，以便像过去那样将其作为压箱底的手段。因此在2002年派遣更多的联合国武器检查员前去追查任何剩余库存似乎是合理的做法，而萨达姆未能与他们充分合作的事实只会让人们越发觉得他肯定有所隐瞒。



所有这些假设都很合乎道理。但是到了2005年，在美国领导的入侵过去两年之后，我们发现逻辑和历史教训并不总能让你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详尽地搜索了被占领伊拉克之后，国际武器检查员的伊拉克调查组最终得出结论：萨达姆.侯赛因不太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认为正如萨达姆所声称的那样，他可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销毁了他的生物武器库存。尽管他可能希望保留在适当时候恢复化学武库的能力，但是在2003年这一点并不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萨达姆为什么不向联合国检查人员完全公开，让他们洗清自己的嫌疑呢？调查小组认为萨达姆希望两全其美。他可能想避免美国入侵，但是同时他也想保持自己身为中东强人的形象，可能是为了震慑他的下属，也可能是为了威吓海湾地区潜在的危险竞争对手。换句话说，关键在于萨达姆希望同时受到尊重与恐惧。因此尽管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利益，但是他依然无法完全否认自己仍然可以使用生化武器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以某种扭曲的方式给他套上了绝对权力的光环。这种疯狂的心态倒也有几分道理，但是我们怎么能预见到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有时事态结果无法通过逻辑来解释，无法基于经验来确定，也无法通过历史先例来推演。



人类不是理性的动物，他们可能做出完全不合道理的行为和选择。内特.西尔弗的算法固然很好，但是有时依赖数据或者过去的实践也可能使人误入陷阱。例如在美国，报道总统大选的记者们曾经认定要想当选总统就必须首先在党内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然后比尔.克林顿就在1992年打破了这一常识。他没能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差点退出竞选，但是他最终还是杀了回来。从那以后这条常识就被废掉了。还有很多其他常识，例如在选举总统时美国人民很少投票给参议员，他们更喜欢已经拥有行政权力的州长。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都都曾担任过州长。事实上直到五年前，唯一一位从参议院直接进入白宫的总统还是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但是在2008年，美国人民不仅选出了一位在参议院内投票记录最倾向自由主义的首任参议员担当总统，而且此人还是第一位黑人总统。现在关于参议员与总统的常识也没用了。实际上这并不应该令人惊讶。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是一个不断自我重塑的国家。美国人本能地受到创新的吸引，而创新也包括新的投票行为。虽然保守主义在美国根基深厚，但是美国的优势之一依然在于热衷开拓新天地，挑战陈规与定型观念。



而且这里还有更广泛的观点：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预见要能够提前看出真正重大、影响深远的变化，看出足以拨转世界的范式转变。记者擅长这方面的预见吗？通常来说不很擅长，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惯于用理性与事实来支持自己的假设。要想看清尚未发生的未来，需要的不止是事实，还需要想象力的飞跃，或者后退一步转换视角的能力。多达对于他如何率先发现安德罗波夫已死的陈述说明了经验丰富的观察者的直觉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但是有时来自另一个领域的新观察者更能预见到危机即将到来。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是英国《金融时报》前任美国新闻总编，一位屡获殊荣的专栏作家。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可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她；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她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她是少数几个早在2006年就预见到全球信贷市场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金融城记者之一，并且在《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警告人们小心资产定价过高。2006年，她从东京分社回到伦敦，加入金融城记者团队，撰写有关抵押化债务和信贷违约互换的新闻。这是两个高深莫测且技术性极强的领域，她承认她最初并不擅长。但是吉莉安也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也许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听说过她。她在剑桥克莱尔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题目是塔吉克村镇的婚姻仪式。事实上1992年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总之她很快意识到人类学是研究银行高管在高级金融世界如何作为的绝佳知识背景，因为人类学家会从人和社会的角度全面审视金融行业文化，而不会关心金融数字，还因为这门学科使她能够从全新的角度分析银行家及其作为。以下是她在皇家人类学协会发表的主题演讲节选，其中她描述了金融从业者行为模式当中令人担忧且十分危险的缺陷——



泰特：我坐在那里听着他们关于信贷衍生产品运作机制的创始神话，我一开始模模糊糊、后来愈发清楚地看到他们所说的内容存在非常大的智识矛盾。我就不细说了，姑且举个例子。关于信贷衍生品的伟大创始神话之一就是银行家正在创造完美的信贷自由市场，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一切都可以根据自由市场原则定价。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但是在实践当中，当你回顾2005年和2006年的情况时就会发现，他们创造的许多产品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复杂，根本不可能进行交易。因此实际上这些信贷产品根本没有撑起一个新兴自由市场，而是被投入了完全虚构的市场，其中产品定价的根据是计算机模型而不是自由市场价格——因为这些产品太复杂，无法进行交易，所以根本没有市场价格。这就是信贷衍生品最根本的智识矛盾。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因为每个人都给自己灌了一肚子迷魂汤，盲目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会这样并非因为他们是坏人——我强调一下，指责银行家是贪婪邪恶的混蛋固然很方便，不过我并不认为他们真是这种人。他们肯定想赚钱，但是我认为他们实际上也真心相信自己告诉自己的神话。人类学家都知道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世界上几乎每个社会都有某种认知地图，某种共同的文化仪式与象征景观，旨在强化社会精英的地位——这是人类学的入门常识——而且此类认知地图往往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社会成员的认识。面对这些矛盾，社会往往会保持沉默。对于人类学来说，一个社会最值得研究的对象不仅是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在谈论的东西。那些谁都不提一句的东西同样值得研究，无论是金融行业还是塔吉克的乡村都一样。所以我的人类学入门常识不仅关键性地帮助我理解了2005年和2006年金融界内部的事态，而且还帮助我提前发现了不少危险。最重要的是，人类学让我发现了银行家和金融界看待问题方式的局限性，这一点绝对至关重要。回想起来，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银行高层有几位人类学家，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愚蠢了。



——谈到预见时，不妨将数据记者和金融分析师放在一旁，社会人类学才是王道。我很喜欢泰特的这项主张。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有时候，记者在发现趋势或者转变时可能表现出非凡的远见，而其他人却没有这样做。这可能因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视角——正如吉莉安.泰特所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假设存在缺陷，因为他们没有喝过迷魂汤；这可能因为他们凭借着多年经验、广泛人脉以及最后关头的洞察力养成了直觉，摆好了最后一块拼图；这可能因为他们胆敢承担其他人不敢承担的危险，只身潜入阿勒颇亲眼目睹叙利亚内战如何展开；这还可能因为数据化新闻与社交媒体等等新工具带来了全新的见解，尽管理性分析以及从远处收集的信息未必能够充分理解人性的变幻莫测。总之作为一项规则，我想说不要指望记者预言未来。记者们的抱负普遍谦虚得多。我希望他们的报道和见解都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配得上“历史的初稿”这句描述他们这一行的评语。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