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中国电影是歇斯底里的状态》

虫满楼

9000万《如果·爱》被3.4亿《无极》赶出影院

　　之前我是不知道一部大片究竟有多大的。

　　2005年《如果·爱》上映的时候，我跟很多记者沟通，他们都说这个戏不像大片，我说我已花了9000万元人民币了，还有三个明星，但他们还是觉得这不是大片，后来他们告诉我，《无极》才是大片。

　　用香港那套大片规则来算：我三个明星都比《无极》的明星大，有张学友、金城武、池珍熙，绝对比谢霆锋、张柏芝、张东健、真田广之加起来价格贵。韩国演员便宜，日本演员更便宜，便宜到100万就可以了，日本的制度基本上很牢，演员被大公司控制，基本上跑不出来，木村拓哉也跑不出来，也不过是一二百万人民币。最贵是香港，更贵是香港去了美国的演员。后来《无极》到了香港，票房就只有五百万，香港观众只认明星，这也证明《无极》的明星是不到位的。　　

　　《如果·爱》在内地上了两个星期，票房很好，但是到《无极》上的那天，一个戏院11个厅，一夜之间一个厅都没留给我。我昨天还坐着60%的观众，今天就一个厅都没有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银幕不够，来一个大片，大家想看的时候，其实11个厅都还不够。　　

　　我才开始明白，哦，原来内地的规则完全是相反的：我们香港是明星制度，导演只是吸引明星的人跟把故事讲好的人，观众永远冲着明星去，而内地恰恰相反，是导演中心制。

2000万的电影没人投资，3亿的就能找到

　　现在2000万元的电影没有人投资，但是3亿元的影片就能找到投资。因为剧院票价高，内地观众一年进戏院看的没两三部，所以他一定是选最大的，别的电影他都选择在家里看盗版。每个投资方听说投资2000万，连故事都不会来听你的。大部分2000万的电影，观众都不进影院看：第一，你的明星不够大；第二，你的场面不够大。　　

　　三五百万的戏有人投，500万给你，你爱拍什么拍什么，它可以从电影频道、DVD收回成本。2000万的片子你没办法通过这些下游手段收回成本，戏院不够，所以票价高；票价高，观众就只会去选大片，然后买盗版看。电影院要冲着一些很大的片去，变成11个厅都做一部大片。其实全世界的观众现在都冲着大电影看，美国也这样，中国只是更极端。　

　　但是中成本电影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没有中成本的电影，就没有健康的电影圈。就等于一个社会需要中产阶层，中产永远是最重要的阶层。所以中成本的电影永远是电影业健康的一个指标。　　

　　这就是现在中国电影一个完全歇斯底里的状态。 3亿元是怎么煽来的 　　3亿元的投资可以从演员的片酬倒推出来。投资多少主要是看演员多少钱才肯来。你有了这些演员，基本上欧美、新马泰、韩国、日本、香港，20分钟就能够帮你算出票房来。这些地方能卖多少钱是买片人决定的，买片人的决定是参考这些演员上一部戏票房来的，打三四个电话，就能知道这部戏你将能赚回多少钱。

李刘金三个人片酬1亿

　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个人的片酬就得1亿元，演员的片酬占总投资三分之一是很健康的，这在海外也是很正常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人是希望把明星和拍片的比例尽量控制在一半对一半，结果台湾老板一路来抢人，比如李连杰正在拍别人的，他偷偷跟他说，我给你多1000万，你先拍我的。一共10块钱，7块给明星，剩下3块去拍戏，这3块不够？不够就随便找个便宜的导演，找个便宜的编剧。他们又来跟导演说，陈可辛，我有个方法拍演员更便宜，我有李连杰，干嘛去拍那么大场面的戏？观众最爱看就是李连杰打，那就把李连杰关在一个房间里，让他不停打，两人对打能花多少钱呢？拍6个月都花不了多少钱。台湾电影最后就是这样被弄垮的。　　

　　要保证影片的质量，就得保证足够的钱来拍摄，推算出来《投名状》要3亿元。这样你很容易看，减掉演员的片酬，你剩下的钱够不够拍这部电影，够拍你就可以拍了，不够拍的话你就再回来，要不跟演员商量能不能便宜一点；要不跟投资方说，这个戏其实比想像中的大，能不能再给多一点钱——就那么简单。

3亿元投资，来得真不是太难

　　这3亿元来得真不是太难。我第一个说服的是我的搭档摩根，很早前我有个雏形的概念跟他讲，他就很兴奋了，不停地出去跟别人说这个戏是一个很不同的戏，然后他去说服寰亚的老板林建岳。　　

　　林建岳听这个老外一路在吹，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找了我去丽晶酒店聊了一次，他不看剧本，就是让我给他讲这个故事，他坐在那边听了15分钟，听了大概的故事，第一场戏李连杰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见到徐静蕾。他说明白了，行。以后真的问都没问过，他拿的钱最多，快一半了。　　

　　然后我去找了中影公司的韩三平。我说：“韩总，我有2亿多，你有没有1亿？”或者有没有8000万，或者7000万？中国的市场是，你就算票房卖了2亿，都回不了1亿，你叫韩三平突然拿3亿来做一个他明知道回收不了3亿的市场，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他给的份额不能多过1亿元，可能要更少，但这部分一定加。

　　今天内地跟海外的合作，其实都是我们拿了大股，带来了海外的信心。我们是海外的专业户，我们占大部分，你是内地的专业户，赚了钱之后大家分。你让他负责内地，其实也就是给他一个限制了，他既然有这个投资在里面，肯定会给我一个回报，亏的时候大家亏的，中影也亏，我们也亏。　

　　我把《投名状》的剧本给了韩三平，跟他讲了我演员的大概结构，他听了以后说：“好，就2007贺岁档。”　　

　　我是看到《无极》的时候，才知道贺岁档期有多重要——那个档期已经代表观众一半是要进戏院的，不管你什么戏。 3亿元都得花出去。

为什么这个戏贵？以前有那么多演员的戏，通常演员的片酬比例占到了60%以上，会避免大的场面；要么就是找一个贵的演员，配两个不贵的演员。 衣服花费不下3000万

　　里面人物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每件衣服都是新的然后做旧，群众演员的棉袄每件都不下1000元，整个衣服花费就不下3000万元。

　　对一部几百万元的片子来说，可能你的资源需要尽量节省，但当你在做一部大片的时候，你拿到这些资源之后，就必须把这些资源尽力地消耗，不是要浪费，而是尽量去消耗。

　　第二步就是故事。很多人拍大成本的时候，因为成本多，觉得不能浪费，觉得我每一分钟都要让观众觉得自己花的60块、80块很值得，就从头到尾都是人，很多时候忽略了电影本身戏剧。　　

　　我的方法是，在大片里讲中成本电影的东西。 　

　《投名状》本身的故事格局大，它不是硬用战争撑起来的，战争是格局的需要。格局讲战乱、讲时代。只是说大场面背后还是有细腻的东西，我没有迷失在大场面里面，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大场面。 发行商保守，只看到票房

　　投资方肯定有投资方的要求，比如他们要李连杰不停地打，打完之后就飞，觉得现在没飞够。但其实我都没有妥协，比如他们要更多的动作场面，我其实就只拍那么多，而不是拍了很多场景然后剪掉，所以没有办法找更多的动作场面加进去，除非再回去补拍、再加钱。　

　　这次中外投资方意见都蛮统一的，其实连韩三平都说：“小心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国观众不一定喜欢啊。”他看到海报、剧照不停跟我说：“可辛啊，我们还是喜欢穿得漂亮一点的。”　

　　我一直都在跟他们说：“你放心，进南京，进南京就不破烂了。”其实进了南京还是没有那么多颜色，因为那是写实的戏，怎么会进南京突然间就变成很美？但南京是最后拍，他们一直在等南京，结果等到南京，影片也差不多拍完了，他们看到了整个故事，只要入戏他就不会在乎南京不漂亮，不会觉得在要求别破破烂烂。　　

　　好在我是监制，我觉得我懂观众。发行商是永远保守的，因为他们只看到票房，票房其实不一定代表观众的喜好，因为票房有时候是你在强迫观众只喜好一样东西，所以票房不是百分百的真实。大家说票房是硬道理，但是因为是我们造成的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一直不改，给同样东西给观众，观众没得挑也就收了。

知识分子和土包子

　　银幕上很多战争，银幕下也是战争，跟不同投资方较劲。

　 《投名状》太沉重，不像商业电影

　　我没有试过在剪片的时候面对那么多政治，所有投资方合起来去希望攻击我拍的版本，最主要的是这个电影太沉重了，不像商业电影。我问投资方，你一早就看到剧本，知道是一个沉重的戏，为什么还投？投资方有时候有勇气，是一种浪漫，就跟兄弟情一样，大家都想做一番事情，结果事情做出来了又开始担心，觉得戏太灰暗了，灰暗不是指颜色，而是人物，人物没有出路，包括几场戏，有些在内地没有的，血腥的。　

　　大家都喜欢震撼，但又不喜欢真的把你震到的东西，没有出路的东西，真的让你回去想半天的，你就不要开。　　

　　比如徐静蕾的戏不够也是反规则的，海外永远要爱情，大家常拿来比较的就是《勇敢的心》，我觉得那部戏很假，但是大家都喜欢。尤其是女人戏那段，好莱坞一定要有那段戏。

　　中国今天市场开始开了，但是还不健康，有不健康的不好，也有不健康的好。对电影的审查，这个审查还不是电影局的审查，而是投资方的审查，到好莱坞，这部戏一定拍不了。主题、结果，好莱坞一定有8个穿西装的人来跟你商量，能不能不杀徐静蕾，能不能把两个强奸犯换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人……　　

　　这是一部不容易吃下去的戏，但一部这么大投资的戏，就不能那么不容易吃下去。它违反了很多商业电影的规则，用了很不商业的电影手法去拍。

　　 导演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土包子

　　第一违反了友情浪漫，谁都在等待英雄本色，结果出来这些人都没情没义。商业电影要把所有观众的情绪集中在一个点，一路打反派，这部电影你不知道该站在谁的立场。尤其是这么大的商业电影。　

　　其实我觉得绝对跟《英雄本色》不同，《投名状》是血淋淋的。道德观也是，中国电影的道德观跟美国的道德观一样都很保守，要黑白分明。　　

　　正派主角刘德华会站出来大义凛然地说：“强奸有什么不对，我们每天都在做。”然后李连杰出来一定要杀两个少年强奸犯，这就是极度违反规则的，因为我让正派做了反派的事，让反派做了正派的事情。观众可能当时都觉得刘德华是对的，但其实回来再想，刘德华怎么可能对？那两个人刚刚强奸了两个女孩。这在好莱坞绝对不会发生，不管汤姆·克鲁斯还是汤姆·汉克斯，都绝不会去杀小孩，人物也绝对是黑白分明。　

　　那场戏是我最喜欢的一场戏，也是我最坚持的。跟我最铁的搭档反对，刘德华反对，李连杰反对，所有人都反对，这场戏不能拍，这场戏是在讲什么？这是违反投名状的。但我就是觉得一定要拍，这是一个转折点，是知识分子跟两个没念书的武夫真正的磨合，影片是讲兄弟结义的“投名状”，但实际上“投名状”是假的。

　　但这个我开始不能讲出来，否则投资方就不让我拍，投资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园结义，三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一些事情结果改变了，但我一直想讲的，知识分子跟武夫不是朋友，也交不了朋友，知识分子根本不把武夫当成朋友，他们其实是没有友情基础的。我使劲要告诉大家，人可以变坏，本来是共患难，结果不能共富贵。但我要讲的是他们从来就不能“共”。　　

　　后来刘德华和李连杰还是不能理解，他们开玩笑跟我说：“导演就是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土包子。”

虫满楼

　　来源：新浪娱乐专题
　　采写：陈弋弋
　　
　　　　陈可辛一直想拿一个纯监制的奖，去年《投名状》那个最佳影片，他说不算。因为那部片导演也是他，“不够纯”。这次《十月围城》终于圆了这个心愿，拿下最佳影片。虽然实际上，他也还是导了片中的一些段落。
　　
　　　　在上台那一刻，陈可辛招呼上了另外两个监制黄建新和许月珍，上台后，又挥手叫上投资方保利博纳的于冬、导演刘伟强。致辞时，他不断把身边的人推到话筒前，示意他们说话。这实在是一个太让人感动和振奋的场面。
　　
　　　　2009年2月，“人人电影”成立时，曾放出豪言，要三年内拍15 部电影，总票房20亿。言犹在耳。但现实却充满意外，照理说，就在他们联手拿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高奖项之后，由陈可辛、黄建新领衔的“我们制作”和于冬掌舵的保利博纳共同组成的“人人电影”该成为一块电影节的金字招牌。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块招牌现在却写满了未知——《十月围城》虽然是“人人电影”第一部片子，也正面临着一个不知为期多长的休止符。
　　
　　　　在与新浪娱乐对话时，陈可辛说起“我们制作”同保利博纳的合作，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双方都需要冷静一下。”
　　
　　　　我调侃陈可辛，怎么你说起合作伙伴的事儿，就像一对恋人——相好时也曾细细体察，很下了一番决心，最后却因为了解而分开，约定再见亦是朋友。陈可辛想了一下，回答说：“人和人的关系，大体都是如此。”
　　
　　　　从“人人电影”回到“我们制作”
　　
　　　　新浪娱乐：有个传闻，说《十月围城》之后，“我们制作”和保利博纳之间的合作遇到了一些障碍，所以以前人人电影的一些计划可能实行不下去了。是这样吗？
　　
　　　　陈可辛：最早建新(黄建新)和我，两个人组成了“我们制作”。我们想了一系列项目，于冬都非常感兴趣，于是加上保利博纳，人越来越多，最后便有了“人人电影”，《十月围城》是公司第一部作品。其实《十月围城》进行到后期的时候，就渐渐感觉到两家公司对电影的理念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一些新的计划，就没有和保利博纳再谈了。包括《神奇侠侣》在内的新项目，实际上都是 “我们制作”在运作。
　　
　　　　新浪娱乐：发生了什么事？
　　
　　　　陈可辛：并没有发生一件很具体的事，只是一种渐渐的积累。随着我们的相处，了解到彼此对电影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新浪娱乐：怎么个不一样法？
　　
　　　　陈可辛：保利博纳以前是做发行的，他们的发行做得非常成熟。例如说，顺着发行的思路，《十月围城》卖钱了，接下来我们应该拍《十月围城2》——当然，于冬没有跟我这么说，只是打一个比方，票房要更好，但是我肯定不想再做了。如果更赚钱，那就意味着演员的片酬要更低，制作成本要压缩，这个我觉得很难很难，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我就保证不了水准。还有一点，《十月围城》在拍摄时，也的确遇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故，比如说，我们在片场被地头蛇“围城”，停工7天，每天的损失大概60万。当然，身为监制，我理应承担责任。这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的生活，片场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要面对。《十月围城》是保利博纳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这些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
　　
　　　　新浪娱乐：最初你们开始合作“人人电影”的时候，说3年拍15部电影，票房要达到 20亿。这种涉及到具体数字的话，一般人是不敢讲的，你们为什么当时敢讲？
　　
　　　　陈可辛：这些数字当时其实是这样算出来的——我们一共多少人，大概能做多少事，这些事可能要消耗多少钱，那要拍多少部片子，赚多少票房才能挣回来。说实话，3年拍15部有困难，但是10部的话问题就不大。
　　
　　　　新浪娱乐：10部还是很多。
　　
　　　　陈可辛：恩，当时考虑的是规模化地去做。要拍十几部，肯定就要复制一些通用的模式，这些，又是我不想再重复的事情了。
　　
　　　　新浪娱乐：当初和保利博纳成立人人电影，宣布一些美好的计划，还是算圈中一单盛事。现在觉得很失落吗？
　　
　　　　陈可辛：不仅仅是你说的失落，我是觉得很挫败，非常挫败。博纳真的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合作伙伴。首先，他们的发行做得很好，我对内地发行完全不熟，“我们”来做制作，博纳做发行，很好的搭档。另外，于冬对内地的市场脉搏把握得很好，例如说院线开始做电影投资、媒体开始做投资，这些事，我不知道的，都是他拉来的。而且，我们在合约中，对彼此的利益都做了很好的分配，权利也做了很合理的划分，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了。但是，真正合作一次之后，才发现。电影的事情，和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不行。
　　
　　　　新浪娱乐：导演，你这么一说，好似一对恋人，最初看上眼了，结果相处下来，却因为了解而分开。
　　
　　　　陈可辛：(笑)恩，有点。
　　
　　　　新浪娱乐：那还有再走到一起去的可能吗？
　　
　　　　陈可辛：当然，“我们”接下来这些片子，如果遇到合适的，于冬也觉得好，依然会合作，依然会在人人电影这个品牌下经营——毕竟这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名字，放弃了多可惜。
　　
　　　　不断修正方向，永远都在打江山
　　
　　　　新浪娱乐：“我们制作”接下来会有哪些片子？
　　
　　　　陈可辛：《神奇侠侣》快拍完了，7月我自己的戏会开，8月再开《血滴子》，我做监制。
　　
　　　　新浪娱乐：怎么上来一批都是古装的？
　　
　　　　陈可辛：当然是因为现代戏很难拍啊。香港人成长的环境特别现实，如果连续三部戏不卖，我就可以退出江湖了。来到内地拍现代戏时装片不现实，一是我没有内地的这种地气，二是审查制度还是有区别，所以拍古装片就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不会是大家想像的那种翻拍。
　　
　　　　新浪娱乐：您自己导的，是不是之前说的《钟馗》？
　　
　　　　陈可辛：我要拍的《钟馗》会是一个三集的故事，魔幻的，投资应该在三亿左右，三集同时开拍。公司里的人都说，这个一定要你自己拍。可我觉得，要是什么最好的，都拿来自己拍，我这个监制还不如去做回导演。我找了刘伟强来拍，其实他比我更懂如何拍《钟馗》。今年我自己会拍的，是一部武侠片，名字可能就叫《武侠》，这是我拍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武侠片，《投名状》也不能算。《卧虎藏龙》在武打的力学上是有解释的，轻功不是飞来飞去，而需要踩一片叶子借助一根竹子，我最讨厌飞来飞去。我拍《武侠》，想从医学、技术的角度，来表达，什么是我心目中的武侠？还有一部非常想拍的，也是讲了10年的《等待》，目前剧本正在送审。好像经历了这两年，突然有源源不断的题材冒出来，是特别特别想拍的，很巧。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去当监制，原来还是想拍。一边输出我的技术做好监制，一边自由地拍一些我真正喜欢的东西。
　　
　　　　新浪娱乐：这些作品，采取什么投资模式？
　　
　　　　陈可辛：都是独立的一个片子一个片子去谈。也有很多公司希望和“我们”签下一个长期合作的东西，但是经过这次之后，暂时不想和别人签特别长的约，都是先合作一次再说吧。
　　
　　　　新浪娱乐：不敢轻易签了？
　　
　　　　陈可辛：对，先合作一次再说吧。
　　
　　　　新浪娱乐：所以，其实你到内地来这几年，也是不断在修正自己的方向？
　　
　　　　陈可辛：对，不断修正，还是要打江山，而且，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是在打江山，只是看哪一段顺一点，哪一段难一点而已。
　　
　　　　香港观众并不适应主旋律电影
　　
　　　　新浪娱乐：你心目中，衡量最佳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陈可辛：就是好看。
　　
　　　　新浪娱乐：香港观众喜欢十月围城吗？他们怎么看这部电影？和内地观众视角的不同在哪儿？
　　
　　　　陈可辛：当然是喜欢的，因为这是一个香港的故事。但是香港人对比较主旋律的电影还是不熟悉，需要时间去接受。讲孙中山、辛亥革命、国家、民族这些东西以前在香港电影里都是十分少的。不是没有，徐克导演的《黄飞鸿》里面就有，但是确实很少有电影打正旗号来讲这种故事。虽然我们已经运用了很多商业手段，但是对香港观众来讲，肯定还是一个有点陌生的题材。
　　
　　　　新浪娱乐：内地观众熟悉你的身份可能是导演，但是其实您也是非常厉害的监制。我们知道，在完成一部电影的时候，导演和监制的使命是不同的。作为监制，你觉得电影的口碑和挣钱，哪个是更重要？
　　
　　　　陈可辛：口碑和挣钱同样重要，但是在已经回本的前提下，口碑比挣钱更重要。我还是说，现在是打天下的时候，我觉得要做的是，怎么样保证可以把电影一直拍下去，而不是说要挣大钱。真的，随便一个什么产业，都可以比电影挣钱。
　　
　　　　目睹内地投资方之怪现状
　　
　　　　新浪娱乐：但是大家都觉得，大片就一定要挣钱，因为大投资的目的应该就是赚取更大的利益？这几年这么多钱涌进电影圈，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陈可辛：现在真的有很多钱都涌进来了，特别是一些民营资本。这些公司的涌入实际上是很可怕的。我真的遇到有一些民营的公司，也不是做电影而是做其他生意的，他们进入电影行业的方式就是，一旦看到某个新导演刚刚冒头，就立刻把这些导演签下来，然后任何人跟这些导演去谈剧本的时候，首要条件就是，这家民营公司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投资超过50%的一个份额。
　　
　　　　新浪：有钱不是好事吗？
　　
　　　　陈可辛：未必是好事。电影需要的钱，是能够真正帮到电影的钱，而不是这种外行的钱。例如说，十月围城的投资，有SMG、江苏广电、天娱、南方电视台、保利华亿，这些都是能在宣传方面帮到《十月围城》的投资方，这些人投了钱，意义不一样。但是你说一个做其他生意的民营公司突然成了最大投资方，这对电影有什么好处呢？我当然不能要，但是他们控制住年轻导演，搞到这些导演出来和我谈剧本，后面跟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发表意见，让我很无奈。我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我试过跟那些老板说，可不可以先别说投资，我先和导演谈剧本，然后看一下到底需要什么阵容，多少钱，算整个流程，看看能赚多少，再回头跟你谈投资？结果你知道那个老板怎么答我，他说：“你不用算了。多少我们都投，我告诉你，我不是来做生意的，亏多少钱都无所谓。”结果，我听到这个话就想转身走了，他是生意人，说赚钱不重要，我是导演，似乎比他还生意，这不是开玩笑么？大家没有谈的基础了。
　　
　　　　所以太多的这种钱进入电影行业，我不认为是好事。你别看他们现在说得口气很大，如果电影中途出了状况，导演说，再追加100万电影会好看很多，批这个钱的一定是我，不会是这些号称不怕亏的人。凡是号称不怕亏的人，我都不信。我反而相信说“这是一盘生意，陈可辛，你不能亏我的钱。”真的，首先要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家才有合作的基础，才能说怎么样在不亏本的前提下，把电影的质量做到最好。
　　
　　　　《十月围城》做到了回本后略有盈余
　　
　　　　新浪娱乐：十月围城其实你心里预期的票房是多少？挣到钱了吗？
　　
　　　　陈可辛：我预期是2个亿，后来首映之后，听到那么好的反响，大家都说可以上3亿，我自己也提高了这个期待值。最后电影做到2.93亿，我一度觉得“怎么没上去？”但回过头来想，原先自己期待的也不过2亿而已。有什么可不开心的呢？
　　
　　　　新浪娱乐：投资方赚到钱了吗？
　　
　　　　陈可辛：中国内地的票房、版权已经让投资方回本了，海外的钱就是赚的。应该不是很多。
　　
　　　　新浪娱乐：对你个人来说，对北上的香港电影人来说，《十月围城》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吗？
　　
　　　　陈可辛：成功的地方，一个是题材的选择。我是看过《集结号》才决定拍《十月围城》的，我看到冯小刚把主旋律跟煽情结合得那么好，但有点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太多空间讲战友们和谷子地之间的感情，如果这个部分讲到了，那么后来，谷子地去为他们要身份的后半段，会更煽情。我绝对是一个煽情的高手，我是很明白什么地方可以让观众感动的，所以《十月围城》其实是一个主旋律和煽情，或者说感人的结合体。这个点，我觉得找得比较对。另外，投资方的融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把一些卫视和娱乐传媒带进投资团队里面，对电影的宣传、广告置换都有很大的好处——这是于冬的功劳。
　　
　　　　新浪娱乐：这种成功你觉得可复制吗？
　　
　　　　陈可辛：没有办法复制。《十月围城》的演员片酬，我告诉你，是极低的，仅仅占投资的20%，如果再来一遍，投资就没有办法控制了。而且实际上，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成功，都还没有可复制性，通过了去年浩瀚的贺岁档，我更意识到这一点，内地观众是最难伺候的，他们的要求最高，需要每一次都是新鲜的，更别提复制了，根本没法糊弄。所以现在真的，大家都是打江山的年代。夏祺/图 邹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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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十月围城，想起黄子华颁奖当天的一句调侃：“呢部戏的人多到都够拍一部七十二家房客啦”。